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读杨奇专著《新崔派艺术论》有感

 《新崔派艺术论——张宝英舞台艺术研究》是杨奇研究崔（兰田）派艺术向纵深发展的又一科研成果，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约14万字。全书装帧平实，图文并茂，有许多剧照和合影是第一次面向读者。尤其是在崔派艺术传承、新崔派艺术诞生的理论开掘上，有着独到的认知与表述。

《新崔派艺术论》封面（2019年）

一、布置匀整，清晰流畅。翻开目录，我们可以看到全书由六部分构成。一是崔兰田与崔派艺术的审美特征；二是张宝英新崔派艺术的形成与发展；三是张宝英新崔派艺术的美学品质；四是张宝英的艺术传人；五是张宝英唱腔选；六是张宝英艺术活动大事记。而每一部分，又均以竖排横写的方式创建表述结构，读起来，总有一种浸入心田、极易消化的通透感觉。

再者，看了书名，谁都会将该书定位为学术著作，也确实是学术著作。而读完之后，却会发现没有一处钩章棘句、晦涩难懂的文字。不管是谈到崔派艺术三代人的日常生活，还是新崔派艺术的发生发展，包括作者升华为理性思考与提出的艺术结论，也都是娓娓道来，清澈透明，很大方，很大气，自始至终给人洋溢着一种和谐、健康、光明、向上的文字流和意识流，从而形成了拿起来就不愿意放下的美好感觉。

二、内容丰富，真实可信。该书在谈到崔兰田表演艺术时，首先撷取了崔兰田童年时期的一些生活片段，对其苦难出生及其颠沛流离状态，进行了真实可信的描述，让人感受到了一位艺术大家在整个学艺过程中何以能够做到矢志不渝和坚韧不拔的缘由。从时代发展看，苦难应该抛弃，但辩证地看待，经历过一些苦难，也有一定好处。因为，正是苦难童年，让崔兰田懂得了生活的不易，当她站到舞台上的时候，心里面便会将苦难的经历，化入戏内，形成经世不朽的演唱华章。如果走心的青年演员认真读了该书，必定会给自己艺术的跃升，带来诸多益处。 

对张宝英的成长过程，读来也是真实可信的感受。合上全书，闭目去想，这可能与杨奇的审美品格与作文心路有一定关系。张宝英遇到了崔兰田，是张宝英的幸运，也是崔派艺术的幸运。崔兰田与张宝英母女般的师徒关系，从全书的很多地方都可以得到体会。如果说“新崔派艺术”是张宝英的创造，那么，真正的助推者却应该是崔兰田。因为崔兰田还在演出盛年时期，就开始让台于弟子张宝英了。当然，张宝英也不辜负崔兰田的厚望，最终唱出了豫剧崔派艺术的最强音。

书内还记录了崔兰田与京剧及其各地方剧种名家大腕的交往。同时，看到了张宝英与河北梆子表演艺术家王玉罄、汉剧表演艺术家陈伯华、北路梆子表演艺术家贾桂林的合影。

张宝英与王玉罄、陈伯华、贾桂林合影（1988年）

三、点面结合，逻辑条理。该书还有一个特点，即总会把典型的事例挖深挖透，然后再扩展到一定的生活或艺术层面，从而揭示出人与环境的关联和环境对人的影响。同时，还总会从崔兰田或者张宝英的重点从艺节点说起，然后把某一个时期的豫剧发生发展情况插叙进去，形成一种人人都在努力、都在奉献的从艺格局，让崔派艺术和新崔派艺术有了自己的根基，没有给读者留下崔派艺术和新崔派艺术“孤单”的感觉，也没有给读者留下崔派艺术和新崔派艺术“鹤立鸡群”的印象。从通书的逻辑关系去看，实际上是为崔派艺术和新崔派艺术绘制了一幅“众星捧月”的七彩画卷。

无论是对崔兰田，还是对张宝英，杨奇是按照从艺经历及其艺术走向和艺术成果的逻辑关系写下来的。特别是对艺术成果的表述，很严谨，看不出来一丝丝人为拔高的成分。通读全书，绝大部分文字，都做到了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四落实”。

四、理论服人，传承有序。把张宝英舞台艺术定位为“新崔派”，这是全书最为凸显的研究成果和成书特点。在当代戏曲界有很多研究流派艺术的书籍，但以“新”字为基础的流派艺术研究还没有看到过。该书在理论建设上，立足于崔派艺术，而发展为新崔派艺术，既保证了崔派艺术的有序传承，又肯定了后人对崔派艺术的创新发展，似乎有一种砥砺精神在召唤着崔派艺术的发扬光大。而新崔派艺术的诞生，就是崔派艺术发扬光大的最好见证。

新崔派艺术的提出，本身就是一个理论创造。既是豫剧的理论创新结晶，也是戏曲界的理论创新结晶。杨奇撰写该书，从一个侧面，成功地解决了传承人守正创新如何进行艺术总结和理论提升的难题。

在“张宝英的艺术传人”部分，可以看到有65位弟子的相关情况；在“张宝英唱腔选”部分，既有唱词，还有乐谱，包括作词与作曲作者，这都是有序传承、便于推广的绝好史料。

五、名人作序，媒体共鸣。知名戏曲史家、戏剧理论家、文化学者、书法家廖奔为该书作序；正文之后，收入了《魅力中国》编辑部主任记者蒋见朝撰写的长篇评论《他，站在学术的高度解读了张宝英》。

廖奔在序中写道：“还在崔兰田担任安阳豫剧团团长的时候，团里来了一个文字秘书，他叫杨奇。杨奇长期在剧团工作，陪伴在崔兰田和张宝英身边，随时留心记录揣摩她们的剧目、唱腔、人物形象，表演艺术，几十年不间断地为之撰写评介文章，把崔派艺术及其发展演变轨迹摸了个透，担任安阳市艺术研究所所长之后，杨奇开始了对崔派艺术的系统研究，形成一部部成果。《新崔派艺术论》就是这些成果中新出的一部。”

廖奔与杨奇合影（2004年）

蒋见朝在评论中写道：“艺术风格形成是个人艺术成熟的标志，而流派的形成，则是诸多艺术人才合力将某位大师的艺术风格予以拓展、深入，并完成理论化、群体化的嬗变。如果说，改革开放以来，张宝英是促进崔派艺术群体化嬗变的引领者，那么杨奇先生则是推动崔派艺术理论化的执牛耳者。”

总之，我很高兴拥有这样一本书。它不仅可以让我们了解到新崔派艺术发生发展的必然性，而且还可以让我们了解到如何对戏曲守正创新进行理论梳理与研究定性的方法和路径。对我来说，至少这两点都很重要。(文/龚晋文，山西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