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黄帝文化与礼仪文化

本文作者黄海涛

一、黄河文化是中华民族历史身份的确定

世界文明的起源，外国学者一般公认的是古代埃及的文明是最早的文明起源。有据可查的古埃及的古王国前王朝时期，是从公元前3150年开始的。据“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李学勤先生推论，中国的五帝时代大约是从公元前3000年开始的，所以我们可以明确地告诉大家：我们的古代历史长度和古代埃及差不多的（根据李学勤先生2007年7月19日在四川绵阳北川羌族自治县举行的“全国大禹文化学术研讨会”的演讲录音整理，并经李学勤先生审阅）。

黄河流域的中华文化与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文化基本上在同一起跑线上。黄河文化国家战略，就是中华民族历史身份的确定，明确了第一批站在人类文明起点的民族，连续不断地一路走到今天，对展望未来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理论和实践。这是黄河文化国家战略的历史意义和世界价值。

二、黄帝文化是中华民族精神信仰的确定

中华民族是个有信仰的民族，中华文化是个有信仰的文化，这个信仰的特点是，黄河、黄土地、黄皮肤是中华民族的底色，母亲河两岸血脉根亲的姓氏是中华儿女的胎记，姓氏寻根这个揪心的乡愁是5000多年文明传承的调性。炎黄二帝的伟大功绩，一是以统一古代氏族部落和建立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制度，解决了最初的华夏民族认识社会、改造社会的现实工具问题。二是以血缘、姓氏解决了中华民族的信仰和纽带的历史传承问题。因此，传承黄帝文化的核心是树立中华民族的根部意识和弘扬中华民族信仰的头部意识。

三、礼仪文化是中华民族意识形态的确定

英国思想家培根《论真理》里中有一句哲学名言：“人是万物的尺度，人存在时万物存在，人不存在时万物不存在。”这个尺度就是法则。万事万物都是依赖于底层法则和底层结构才得以运行的。黄河文化给中华民族确立了底层法则，炎黄文化给华夏民族建立了底层结构，血脉根亲是这个法则和结构的最基本构成，即源于黄帝、炎帝、蚩尤三祖建立起的氏族血缘根亲的认同。

炎黄开创的华夏民族生存与发展的模式，找到了中华民族5000多年在四大古代文明中独存的解码器，这就是海纳百川包容共济的生存与发展模式和文化生态。 这个文化生态的本质是，炎黄文化是诞生于农耕文明下的世俗主导型文明，是一个有祖宗崇拜传承的文化。中国人自古就有借祖宗和神灵来安慰自己的社会信仰机制，中国人对天发誓与对祖宗发誓兼容并蓄。因此，“培根铸魂”“凝神聚气”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的主轴。

意识形态是人的立场、观点、方法，首先就表现在信仰上。人如果有了信仰，就会在精神上有所依托。信仰就是心理依赖、族群凝聚，是人类各民族皆有的最基本的意志。

对意识形态的表达和传承，需要庄严与神圣的匹配仪式，这就是礼仪。这是文明与野蛮的区别，这是落后与进步的差距，这就是礼仪之道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从社会组织上看，黄河文化、农耕文明下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决定了血缘根亲文化的意识形态，特别是形成了具有浓郁东方色彩的伦理文化，以至于影响到后来的上层建筑。5000多年的中国，除了政治、经济、军事、制度等维系大一统外，还有一只看不见的伦理的手，在牢牢地控制着中华大地上的芸芸众生。

血脉根亲是中华文明5000多年传承的一条主线。这条主线在奴隶社会表现为社会心理依赖，在封建社会就表现为社会伦理秩序，在近现代社会表现为社会族群凝聚。新中国成立前，3000年的奴隶社会、2000年的封建社会，根亲、血缘、姓氏、联姻、通婚文化的形成，产生了中华民族特有的意识形态，以至于封建社会有“皇权不治县下”之说。我们看到，治理县下，一般都是由族长担任乡村领袖，维系、协调一方。族长的权威源自血缘根亲，其治乡理念亦是源于血脉根亲的伦理，在宗祠、家庙处理最高事务和裁决终审。在其手中，政权制度、法律制度都弱化了。两千年的封建专制，从乡村角度讲，实质上很大成分是血缘根亲“自治”。这种“自治”主要靠的不是政权、法律，而是用“家法”伦理维护社会秩序，形成了“以文化人”的局面。这个所谓的“以文化人”主要表现形式就是礼仪。

在这个伦理观教化下，形成人在世上安身立命的底线，一个人可以没有任何主义和理想，但是，他不能没有血脉根亲；一个人可以不讲主义和理想，但是不能没有对礼仪的信仰。特别是2000年封建社会的儒家治国，讲的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臣如父子，是用血脉根亲关系维系或巩固政权关系。这种血脉根亲是以礼的形式对外宣示和表达的。“人无礼，无以立。”礼是“人际交往的通行证”。孔子一生，“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他老人家一生传授知识的核心都是维护礼仪。这就是黄河文化、炎黄文化最传统的儒家治国理政生态内涵。

从家庭组织上看，中国文化是一种伦理型文化，这个文化的特点就是两句话，即把生命照看好，把灵魂安顿好。把灵魂安顿好，因为有了血脉根亲的纽带，祖祖辈辈都生活在传承中；把生命照看好，因为有了孩子，子子孙孙都生活在希望和未来中。中华民族的意识形态就是，上要对父母祖宗负责，下要对子女儿孙负责。生生不息，代代相传。这个意识形态既是维系中华民族5000多年香火不断的尊老爱幼的美德，更是祖国统一、民族团结的有效体系和机制。这种尊老爱幼的主要内容与形式就是依靠礼仪传承的。

所有这一切，都不是空谈口号，而是实实在在地以礼载道、以礼传道。换句话说，礼仪就是血脉根亲这个生物桥梁和纽带背后的文化桥梁和纽带，既共生又伴生。中华民族所有的一切，都是在这样的文化历史延长线上展开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

此外，民族信仰还是民族修复的标准，礼仪传承是民族修复的主要工具。海纳百川、包容共济下的民族修复机制，是炎黄文化留给中华儿女的一笔宝贵财富。在经历了无数次大大小小的天灾人祸的考验下，许多国家的灭亡与分裂，根本原因是民族修复的失败。因为有信仰就有了民族修复的标准，因为有文化就有了民族修复的能力，因为有了礼仪就有了民族修复的工具。

当中国在19世纪中期遭遇到欧美列强的冲击时，已是一个有着5000多年连续历史的伟大文明，无论遭遇到的什么样的挑战和冲击，甚至是血腥的杀戮，中华民族历史深处那种“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地文明自信、文明自觉、文明自强都不曾消失。 

因此，从5000多年的文明史，看中华礼仪的精神内涵和时代价值，培根铸魂，凝神聚气，礼仪是最佳形式、内容、载体。

如今，面对着百年巨变下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21世纪的中国，如何确保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传承礼仪之道的必要性、紧迫性自不待言。

（本文作者：黄海涛，原文化部东方艺术研究院研究员、中国文物学会文博学院研究员。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黄帝文化研究专业委员会副会长，北京香文化促进会原创会副秘书长，郑州市东方翰典文化博物馆馆长。）